*永玉在作画。年?吴钢摄影
学人影像我为*永玉叔叔拍照
文并摄影／吴钢
小时候，我从朦胧记事起，就认识了*永玉叔叔一家。那时候我和爸爸、妈妈加上保姆秀珍阿姨，住在东单西观音寺胡同里面的一座西式院落里，院子里住了不少文艺界人士。后院有一个小门，通到栖凤楼胡同，因此地址也可以是栖凤楼胡同。*叔叔与*婶婶经常带着还是小婴儿的黑蛮到观音寺胡同来串门儿，院子里的每一家人他都很熟悉，*叔叔热情洋溢的说笑声，带给了我很多儿时的欢乐。
关于这个西观音寺、也叫栖凤楼的老式洋房院落，*永玉在《比我还老的老头》中有详细的描写：“年春天，梅溪（*永玉夫人）带着七个月的黑蛮到了北京。那时北京的老街道还没有大动，连天安门广场都还未扩建。东单牌楼面对长安街有一条名叫西观音寺的胡同。胡同口北边正是许麟庐开的和平画店。他的画店是个文人喜欢的地方。往东再走百十来米，一个老旧的大门，门外以一根半斜着的电线打木桩为记，这就是鼎鼎大名含冤二十余载的‘二流堂’的堂址、‘总部’、‘老巢’。苗子和郁风就住在这里。同住的还有盛家伦、吴祖光、新凤霞、戴浩诸位。这是一座红砖砌成的、不成格局但适于居住的大宅院。冲着大门、坐北朝南的屋子属盛家伦，东侧面一排房子属吴祖光、新凤霞夫妇，吴家房子靠北尽头上台阶左拐，楼上住着戴浩，楼梯右侧往北里走住的就是苗子、郁风。房子原来是很讲究的。那些楼梯扶手用粗大的菲律宾木料做成，上过很好的漆，地板也讲究过。只是，都完蛋了，满是灰尘。”
我长大以后才知道，*永玉叔叔文中所写的“二流堂”，是在抗日战争期间，一位爱国华侨唐瑜，在重庆用竹子建了一座大房子，起名“碧庐”。免费提供给从内地到重庆的父亲和丁聪、张正宇、张光宇、盛家伦、戴浩、凤子、高汾、高集等艺术家。这些人都住在唐瑜的大房子里，从事各自的艺术活动。当年有一出来自解放区的秧歌剧《兄妹开荒》在重庆上演，其中把懒惰的哥哥称为“二流子”。借住在唐瑜房子里的这些文化人是第一次听到了“二流子”这个词，觉得新鲜有趣。而且这些人大多没有固定职业，过着近于“流浪”式的自由职业生活，于是就相互对称“二流子”。有一次，郭沫若又去看望他们，也说了句玩笑话：“我看你们这里就叫作‘二流堂’吧”。这样，“二流堂”就叫开了，不过就是郭老的一句“玩笑话”。
不料，年反右运动时，有人硬把这开玩笑叫出来的“二流堂”上纲上线，硬说成是“反革命集团”。父亲和唐瑜、丁聪、*苗子、戴浩、高汾等人被打成了“右派”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们更把“二流堂”打成“反革命的裴多菲俱乐部”，想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，许多人因此遭受到迫害摧残。这也是*永玉叔叔在文中说的“含冤二十余载”的由来。
在西观音寺的这座院子里住的都是文艺界人士，交通又方便，齐白石、徐悲鸿、梅兰芳、欧阳予倩、程砚秋等文艺界朋友们常来走动。下面的老照片就是我们一家和“二流堂”的“堂主”唐瑜、唐瑜夫人的合影，那时候我还很小。长大之后，我做了摄影师，可以给我儿时就熟识的长辈们拍照片了。
左起：吴祖光、唐瑜夫人李德秀、新凤霞、吴钢、唐瑜。年?吴钢提供
左起：丁聪、*永玉、唐瑜，老朋友聚会。年?吴钢摄影
年，父母买了位于王府井和东单之间的四合院，与住在中央美术学院宿舍的*永玉叔叔一家离得更近了。出了我们家的胡同口右转，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大门。而*叔叔家就在美术学院北边的员工宿舍里。在美院大门的北边一个小门，就是这个员工宿舍。进了这个小门，对面是一个狭长的通道，通道两边是一间间的小平房，就是每一位美院教员的宿舍，*永玉叔叔住在最里面靠南的两间平房里。房子靠里的一扇窗子，打开就是美术学院的教学楼。*叔叔上班为了赶时间，就时常跨过窗子飞奔着去上课。
当年*叔叔家的两间房很小，但是布置得非常有趣。两根粗木桩子，竖着从当中破开。切开的面朝上，涂上清漆，下面装上四个短短的木腿，就是长凳子了，客人们来了就坐在这四个长凳子上。
*叔叔家里好玩的东西很多，最令我们惊异的是，*叔叔家里有两杆枪，两杆真正的猎枪。*叔叔曾经带着我父亲到北京郊区去打过一次猎，打了几只鸟回来。还有一次打了一只兔子，到我们家里烤兔子肉吃，烤箱也是*婶婶带过来的。
*叔叔朋友多，家里人来人往不断。*婶婶张梅溪操持家务，那时候一年四季都要生炉子烧火做饭。*婶婶在繁重的家务劳作之外，还写儿童读物，她写给孩子们看的小说《绿色的记忆》，出版后送给我们。后来再版，改名为《林中小屋》。
*叔叔教书、画画、刻木刻，黑蛮和黑妮从小就画画。黑蛮用黑色线条勾画了很多抗战时打日本*子的画，画面上密密麻麻的人物众多，还有日本*子的坦克车，等等。因为离得近，*叔叔家里又好玩，我们几乎是三天两头到他家里去。父亲给*叔叔家里题字：“全家两斗室，一门三画师。”
*叔叔一家也时常到我们家里来，那时我们家里有了北京第一代的14英寸黑白电视机，木壳子很大，屏幕很小。第26届乒乓球锦标赛期间，*叔叔全家每天都来看比赛，在决赛阶段，比分交错上升，*婶婶紧张得心脏病都要犯了。由于乒乓球热，父亲请木工来把我们院子里的一棵树放倒，做了一个乒乓球台子。*叔叔经常过来和我，还有我弟弟吴欢打乒乓球。后来吴欢打球渐有起色，到东城体校培训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*叔叔在美术学院受到批斗，被赶出中央美院宿舍，搬到北京站附近在罐儿胡同（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改名为京新巷），房子更小了。*叔叔在顶棚上搭起木架子，堆放杂物，黑蛮、黑妮就睡在桌案之上。屋子背阴，没有窗户，黑乎乎的。*叔叔就在墙上用油画画了一个大窗子，窗子后面是明媚的阳光照射下怒放的花朵。屋子立时敞亮起来。木桩子制作的长凳依然摆在屋子里招待客人。这个时候，我在崇文区的百货公司做美工还兼职摄影工作，也学会了开汽车和摩托车。我经常到罐儿胡同去看*叔叔。*叔叔还是那么乐观，谈笑风生。*叔叔看到我开着一辆单位的三轮送货摩托车，要我帮助沈从文伯伯搬家，我奉命去到沈伯伯家，也是一个小平房，但是书籍很多。我那时候年轻力壮，又有小摩托车助力，搬家的任务圆满完成。
那时候黑蛮经常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，对着一棵大树画白描，每一片叶子都要画出来，刻苦用功。*婶婶做饭，在东单的春明食品店（原来的法国面包房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年代是唯一还供应一些西式食品的商店）买来小泥肠，夹在义利食品店的白面包里，涂一些沙拉酱，权当西餐来吃。
这个时期我们家也从王府井的四合院里被挤兑出来，住到了和平里的单元房里，虽然离得远了，*叔叔一家还是经常过来串门。这时是运动后期，造反派们忙于内斗，有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。父亲请他的老朋友、摄影家张祖道教授我摄影。除了家里一台老的佐尔基相机，父亲又给我买了一台海鸥相机。我用这台相机，在和平里的家里为*叔叔拍了一些照片。那个时候大家都是“黑帮分子”，不敢到街上、更不敢到风景点去拍照。我上班的单位里有一台海鸥牌的闪光灯，这一台老式闪光灯与现代的闪光灯完全是两个概念，整机由一个电池箱和两个手柄式闪光灯组成。电池箱里装着几组电池，像是小型的汽车电瓶，背在身上十分沉重，用过后，需要把每一组电池上的盖子旋开，用吸管往里面加电瓶水，充电的时候电池里的电瓶水会咕嘟、咕嘟地冒泡，充足电后再把电池盖子盖好、旋紧，背出去拍照。两个闪光灯的灯罩像两个饭碗大小，下面是一只手可以握住的手柄，用螺旋形的电线连接到电池箱上。那个年代闪光灯可是最专业的装备，非常少见，我把它偷偷拿回家，给*叔叔一家人拍过照片。
我拍摄了一张妈妈与*婶婶的照片，因为房子小，客人来了坐不开，她们靠在床上说话。床上铺着塑料布，桌上的一盏台灯，为了节约，把卡口的灯泡拧下来，换上了3瓦的灯管。这种卡口的小灯管因为瓦数小省电，当年很流行。可是灯罩盖不上，只能歪在一边了。
*婶婶和我妈妈是患难中结成的友谊，妈妈后来在她的回忆录里写了那个黑暗年代的经历：“那时候挨批挨斗却不觉得算什么事，最难受的是亲人没有消息。祖光去了五七干校三四年了，医院，生死不明，有病不许家人看。我不但为他着急，我自己也被打成反革命了，亲友都不敢上门。忽然有一天晚上，梅溪在我眼前出现了，我高兴极了，亲人！我两个拥抱到一起了！我的好姐妹冒着风险来看我，她急促地对我说：‘我有一个好朋友跟祖光同在一个干校，常常一起劳动碰见，你有没有胆子给他写封信？’‘有，太好了！’我马上写了一封信，告诉祖光家里平安。梅溪拿去信还说：‘你放心，这人是可靠的。’她走后我天天盼望祖光的回信，果然梅溪又来了，她给我带来了亲人的消息。回想那个黑暗恐怖的时代，接到祖光的信真高兴，真紧张啊！接过信，我半天说不出话来，眼泪不住留下来！我用什么语言能够表达我对梅溪的感谢呀。”
父亲的回信里有一首诗，最后两句是：“聚首他时回故里，万千顶礼谢梅花。”梅花就是指*婶婶张梅溪。
吴祖光（右）与*永玉。年?吴钢摄影
新凤霞（左）与张梅溪。年?吴钢摄影
在当时的环境下，这些既是“名人”、又是“黑帮”“牛*蛇神”的照片如何敢拿到照相馆去冲洗？被人发现又是“反革命分子的新动向”。我都是在拍摄完成后，把胶卷从相机里取出来，在自己家卫生间改成的暗房里冲洗。还要把卫生间的窗户挡上，灯泡用红布包上。我在张祖道叔叔的指导下，自己动手，印相、放大……可喜的是，这些底片还一直保存到了现在，也许是当年的工艺水平不高和显影材料简陋，也许是存放时间太长了，胶卷卷曲非常严重。我在法国买到专业的玻璃底片夹，把它们小心地放在玻璃片夹中压紧、压平。将近五十年前拍摄的老底片，影像依然清晰可见。
吴钢在家里卫生间的“暗房”中放大照片。年张祖道摄
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我在*叔叔家的小屋子里，看到*叔叔画了杜甫的画像，题上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的诗句，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们内心的狂喜。
不久，*叔叔一家终于住上了大房子，搬到了北京西边钓鱼台附近的南沙沟单元房子。年，第四届文代会在北京开幕，这也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后第一次文艺界的大聚会。*叔叔是与会代表，我是会议的摄影师。一次会场休息时，*叔叔看到了湖南老乡、前辈作家丁玲，非常高兴，招呼我过去为他和丁玲拍摄合影。*叔叔的招呼就是“命令”，照片拍好后，当时工作太忙，照片拍摄太多，也就没有及时交给*叔叔。前两年找到照片，发给了黑妮。黑妮回复我说：“看到照片，我爸很感慨，这是唯一一张。谢谢你，你真行，祝好。”真高兴这张合影能带给*叔叔很多往事的回忆。拍照时*叔叔还是与会的美术界代表中年轻的一位，如今四十多年又过去了。
丁玲（左）与*永玉。年?吴钢摄影
母亲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“四人帮”迫害，经历了批判斗争、劳动改造、挖防空洞，在艰难困苦中坚持下来，却在“四人帮”覆灭的前夕，在下乡劳动之前的一天早上，因为劳累和血压高病倒了。病后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，左半身不能动转。不久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各个剧种的名演员都纷纷走上舞台，母亲在电视上看到曾经同台的老伙伴都粉墨登场，心里很着急，总是叹气说：“哎！我要是不病多好呀，我要是不病多好呀！”父亲和他的老朋友们，都安慰母亲、鼓励母亲，特别是爱说笑话的*叔叔，每次来都逗得母亲哈哈大笑。在朋友们的鼓励下，母亲用一只手学习画画，学习写作，又焕发出了艺术青春。
*永玉（左）与新凤霞。年?吴钢摄影
年，我正在筹备在中国美术馆举办《吴钢戏曲艺术摄影展》，到*叔叔家里商量办展览的事情，*叔叔问我准备的情况，我说是吴作人伯伯题写了展名，曹禺伯伯写了前言。*叔叔说，我给你画张拿着照相机的头像吧。说着就拿出纸笔来准备。
说起了照相机，还有一段故事。有一次我对*叔叔说，我在街上看到一个老农民，戴着一顶破草帽。阳光从他的头顶射下来，在脸上形成了一个个网状的斑点，可惜我没有带着照相机，没能够拍摄下来。*叔叔说：“摄影师带照相机就像是小孩子戴尿布，戴着的时候不一定尿，不带的时候就会尿。”为了经常“戴着尿布”，我后来到香港，特意去买了一部德国产的米诺克斯相机，这部最小巧的相机装胶卷，可以拍摄36张全画幅照片。机身比一个香烟盒稍微大一点，打开折叠盖子，镜头像个舌头吐出来。机身小巧，质量上乘。我把这部小巧的相机用皮套装好，挂在腰带上，随时可以取出来用。
这次*叔叔给我画像，我就拿出了这部小相机。*叔叔坐在我的侧面，一边在画板上勾画，一边叼着烟斗和我聊天，很快就画完了。画面上的我拿着小巧的相机，笑得正高兴。后来父亲请他的老朋友、著名设计师曹辛之叔叔设计请柬，把*叔叔给我画的头像放在了展览请柬上边。展览的时候，很多人把这张请柬收藏起来作为纪念。
吴钢画像，*永玉作品。年
我到巴黎之后，*叔叔一家到巴黎来过，我们见面后非常开心，他还送给了我他的画册《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》。后来才知道，这是第一版，后来陆续再版又再版，出到了第十二版。
从巴黎回国，我也到*叔叔家里去看望他们，*叔叔家搬到了通县的大宅院“万荷堂”。这时候数码摄影已经非常成熟了。喜欢拍照片的*叔叔说他还是喜欢胶片摄影，还有几台很好的胶片照相机。我说：“我也喜欢胶片，但是如同您的猎枪，枪虽然好，但是现在子弹不生产了。”*叔叔听了后大笑。
后来*叔叔又搬到了首都机场附近的别墅房子里，我去看他，黑妮带着我看了一些*叔叔早期的画作，很多是我小时候就看到过的，几十年没有见过了，仿佛把我童年熟悉的记忆又拉了回来。
*永玉九十一岁。年?吴钢摄影
*永玉家中悬挂着的张梅溪油画像。詹健俊作品?吴钢摄影
前些天在巴黎收到黑蛮发来的消息，*婶婶去世了，享年九十八岁。真的不相信*婶婶已经九十八岁了，回想起从儿时起，几十年来对*婶婶的印象，那么和蔼亲切。特别是我小时候在美术学院宿舍的*叔叔家看到过的、挂在小房间墙上的*婶婶的画像，画像显得特别大，美丽的*婶婶正俯着身子慈祥地看着我们这些小孩子。这张油画作品历经各届“运动”的洗劫，居然完好保存下来。我最近一次到*叔叔家去，黑妮特地带我去看这张画像，这张画挂在大房子的墙上，仍然显得“巨大”，几十年没有看到过了，感到无比的亲切……
作者简介
吴钢，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，法国职业摄影家组织AGESSA成员，毕业于中国鲁迅美术学院艺术摄影系。曾任《中国戏剧》杂志摄影记者、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文化活动部负责人，现已退休。父亲是著名编剧、导演吴祖光，母亲是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。
*原文刊载于
《中国摄影家》年第7期
责任编辑｜*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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